杨老师于2022年2月16日离我们而去，作为杨老师的两位博士后之一，万分悲痛！而我自己的父亲也于当月10日辞世，一周之内，痛失两位父辈！这更加重了我悲痛的心情！

我和杨老师的师生缘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1996年，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经济法博士点申请下来，并在当年举行了入学考试，我和卢代富同学两人有幸被录取，于是我们成为了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由于当时博士点刚刚申请下来，在培养方式、方法上还需向有经验的兄弟院校学习和交流。当时西政经济法专业的博导是种明钊和李昌麒两位教授，种明钊教授是我的导师，同时也是西政的校长，行政工作比较忙。所以，那时由李昌麒老师，带着我们两个博士研究生到北京交流取经。第一站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当时我们师徒一行入住的是法大的“法苑公寓”，“法苑公寓”现已拆了，只留存于我们的心中（现在我就住当年的“法苑公寓”附近）。拜访的第一位老师是徐杰教授，徐杰老师和种明钊老师现在都已仙逝，在此，同样对两位先生表示深深的哀悼和怀念！随后拜访的就是杨紫烜老师，那是1997年早春的一天，杨老师尽管已是60好几的人，但依然是那么精神，高挑清瘦，十分帅气。讲着我特别喜欢听的带有南通口音的普通话，话语中饱含着强大的逻辑力和感染力，给人印象深刻。此时，杨老师还住在北京大学的承泽园。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杨老师后来成了我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而徐杰老师成为了我博士论文的书面评阅人。1999年，我按期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由于是首届博士生毕业答辩，西政特别重视。邀请的校外专家是，北京大学的杨紫烜老师和人民大学的刘文华老师。刘老师也已仙逝，在此，同样对刘老师表示深深的哀悼和怀念！校内专家则是赵学清，李开国和杨树明三位教授，共5人组成答辩委员会，杨老师任主席。当时西政经济法专业按期毕业的就只有我一人。一人答辩，学校又如此重视，自然很有压力，丝毫不敢懈怠。好在前期写博士毕业论文很下功夫，该论文得到全体答辩委员和书面评阅人的高度肯定，特别是杨老师认为我的毕业论文运用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把证券监管分析得十分透彻，认为我在经济法专业领域还有提升空间，希望我能够进一步深造。博士毕业还要继续深造，即意味着做博士后。那时博士后流动站很少，据说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当时只有北大和武大两个学校有。听过杨老师的话，只当杨老师是在鼓励我，因为我心想博士后该多么难考，而且当时自己正在经营一家律师事务所，是该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复习考试时间也会很有限。后来才知道博士后不用考试，只是将博士论文和已经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提交给学术委员会委员进行学术评价，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平就能够进站。

功夫不负有心人，博士论文答辩后的当年，经过严格的评审程序，我进入到北大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得以正式师从杨老师。博士后的一项任务是教学，这期间我按照培养要求承担了北大研究生的一门经济法理论课程，第一次登上北大讲堂的那一天，心情有些激动，也有些自豪，仗着有杨老师在教室压阵，效果还不错。开始我以为，杨老师只是陪我第一次课，谁知后面的每一次课，杨老师都会到场，而且每次都会进行学术点评，令我和在场的同学们都受益匪浅。这也更加深了杨老师对我的学术指导和师徒情义。在生活上杨老师更是爱生如子女，杨老师前后共带过两位博士后，第一位是现任日本冈山大学终身教授的张红。我进站时，张红刚刚出站，但经常从日本回北京照顾她母亲。此时，杨老师和师母就会让我们去家里吃住家饭，有时我们也会在北大南门的全聚德烤鸭店吃饭。老师和师母的关怀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

博士后出站，我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工作，担任经济法研究所的所长，这不仅要把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搞好，还要做好研究所的各项工作。自己这方面经验不足，每每要向杨老师请教。恰巧这期间我和杨老师成了邻居，同住在北大蓝旗营小区，杨老师每天临近傍晚都要进入一墙之隔美丽的清华园散步，我就利用这个方便时刻，一边陪老师散步，一边向老师讨教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工作等方面的经验，收获颇丰。十分不幸的是，向杨老师学习和请教的密切往来止于2016年，此后，杨老师患阿尔兹海默症，逐渐失去记忆，出现交流障碍。

2016年也是整个“杨门”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杨门”聚会是比较多的，也是“杨门”弟子最盼望的一种聚会。然而，常规意义的“杨门”聚会停留在2016年。这一次的“杨门”聚会是在北大资源宾馆，这个时候杨老师已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聚会中，杨老师十分郑重，以书面形式作了一个非常正式，生动而深情的发言。杨老师发言的全过程，被同学们用视频记录下来，这个记录已成为“杨门”同学共同深切怀念恩师杨紫烜教授的宝贵资料和精神财富！

恩师于弟子心中永垂不朽！

李东方，字修远，号德元

2022年3月12日于蓟门烟树-修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