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个月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会议中频频对执行工作作出部署，全国法院“两到三年基本解决执行难”进入倒计时，解决“执行难”在周强讲话中堪比战役。

　　南都记者观察发现，最近的执行工作部署落在了“执行转破产”这“最后一公里”问题上。

　　“执行转破产”成“一把手”工程

　　公开报道显示，两个多月来，周强在多次执行会议上的发言措辞愈加“严厉”，多次强调了法院“一把手”责任。

　　最近一次，执行工作部署落在了“执行转破产”这“最后一公里”问题上。在4月26日的全国法院执行转破产工作推进会上，“执行转破产”被称为“一把手”工程。

　　南都记者了解到，“执行转破产”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被执行的企业法人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在其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时，通过将执行案件转化为破产程序，是借助破产手段解决“僵尸企业”的有效方式。

　　会上同时提及，加快完善执行与破产衔接机制、打通制约执行转破产程序的所有环节、完善“终结本次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机制、加快实现执行与破产审判的无缝对接和资源共享等举措。

　　“一个破产案可消解若干执行案”

　　南都记者了解到，人们通常所说的“执行难”问题大体上分为两类，即“执行不能”与“难以执行”。

　　“难以执行”是指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使得申请执行人不能及时、全部得到执行款项。

　　除此之外，最高法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在所有执行案件中，大约有40%的案件属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这类案件被称作“执行不能”。

　　就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对这类“执行不能”案件，目前法院虽然建立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仅仅解决了法官结案量的问题，从老百姓视角来看，还会觉得法院判决“打白条”，需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充分赢得社会认可。

　　这类“执行不能”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企业为被执行人。

　　如企业法人在被执行过程中无财产可供执行，则执行案件被裁定终结，但被执行人仍然作为一个“僵尸企业”继续存在，相关当事人也并无动力推动被执行人进入破产程序。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的杜万华曾撰文称，由于没有破产制度的保障，这部分案件大量沉淀下来，成为法院执行工作的隐患。

　　“如果破产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成为执行环节之后的独立司法环节，一个破产案件就可以消解若干执行案件。”他指出，这些执行案件进入破产程序后，对所有债权人进行公平清偿，还可以解决实践中债权人不能受到公平对待的问题。破产程序结束后，执行案件也可以结案。

　　这也就是说，“执行不能”案件中，消解被执行人为企业的案件有效方式就是进入“破产程序”。

　　在杜万华看来，各地法院都在想办法解决执行难问题。但如果不从落实破产制度下手，“执行不能”案件的执行难问题很难从制度上得到解决。尽管有些执行案件法院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但问题并未解决。

　　也有专家对此表示肯定，良好的破产制度，具有分流执行案件、缓解执行难的作用。

　　大量“僵尸企业”加剧执行难

　　值得关注的是，事实上，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远少于工商机关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大量“僵尸企业”以执行案件而非破产案件的形式进入法院，进一步加剧了执行难。

　　2017年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推动“执行转破产”程序适用。

　　今年全国法院执行转破产工作推进会上，周强指出，“基本解决执行难”取得重大进展。但执行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离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还有差距，尤其是执行转破产机制尚未形成，通过破产化解执行难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因此，周强要求加快完善执行与破产衔接机制，打通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最后一公里”，让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案件从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彻底清除执行积案。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建议，应探索法院依职权宣告破产制度，目前的“执转破”在要件上仍然依赖于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同意，对于清理“僵尸企业”来说力度不够，也导致一些本应通过破产程序解决的案件“堵塞”在执行程序中。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认为，实践中“执转破”有空转的趋势，应当以平等保护债权人权利为导向，提高执行转破产流程的效率，强化破产审判庭的执行职能，确保执转破案件顺利实现对破产企业的接管。

      （新闻来源：南方都市报）